2027年中国人口可能降至14亿，专家提出激励富人消费方案

李迅雷在2025年的模型中预测，2027年我国人口将跌破14亿，这一信息让人不禁心里一紧。查阅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到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亿489万，较前一年减少了339万。照这个趋势来推算，破14亿并非无的放矢。他同时建议，如果无法有效征个税，那么就应设法刺激富人消费。这番言论在今年秋季意义非凡，值得深入探讨。李迅雷将未来的时间节点明确列出：他预计2027年人口会低于14亿，2039年降至13亿，2047年跌破12亿。而2026年的新模型则修正为预测“未来两年”人口或将破14亿，预计到2037年降到13亿，2050年降至12亿。时间间隔逐渐缩短，人口下降的速度在加快，老龄化加剧，出生婴儿数难以跟上，导致人口总数持续下滑。

联合国的中期展望与此相符，尤其是出生数据更为直接。2025年新生儿数为792万，较去年减少了162万。根据联合国的估算，2025年生育率低至1.02，位居全球后列，人口中位年龄也上升至40.6岁，接近日本的水准。尽管城镇化率达到了67.89%，看似在上升，但自2021年以来的增幅仅为0.8个百分点，较之前1.4个百分点有显著下降。老百姓对这些数字的感受颇为复杂，年轻人抱怨就业难、生活压力大，专家却表示人手不足。这看似矛盾，其实反映出岗位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位，迫切需要合适的人才而又无力提供高薪。

李迅雷的“刺激富人消费”的提议需要放在更大背景中来看。他的本意在于，由于当前尚未彻底铺开遗产税、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等工具，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存在诸多空缺。如果税收难以到位，那就换种方式引导富人消费，让他们多花钱。资金流动转变为订单和就业机会，进而形成税收基础，这一想法带着几分无奈。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苦于富人不愿花钱和老年人囤积积蓄的窘境。如今，我国居民存款已超过165万亿，在高净值人群的账户中，也有过多的闲置存款。资金的流动性不足，迫使经济难以复苏。然而，富人的消费选择和普通工薪族截然不同。他们在消费时强调稀缺性、保值以及身份认同，简单的二次消费刺激并不足以拨动他们的经济神经。

以豪宅为例。近几年，北京、上海的一线高端住宅成交价格仍在创历史新高，如深圳湾一号、汤臣一品都曾传出成交额破亿。然而，这些个别成交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仍显得微不足道。市场的基础仍然建立在刚需和改善需求上，普通家庭的三五百万贷款，如今却面临着不小的负担。任泽平曾言“人口是一切问题之母”，现在更是令人信服。他直言房价乃“成本之源”，逻辑清晰：房价高，租金自然高，商业租金上涨，最终层层传导至日常消费品的价格。这一切如果无法打破，年轻人将不敢生育，生育率继续降低，而这又反过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形成恶性循环。任泽平的建议简单明了：人口流向哪里，土地就应供给到哪里。对于人口净流入的一线城市，需增加土地供给，而人口外流的小城市则应停止新的供地，旨在让土地资源跟随人口动态。

李迅雷提到地基问题时，我对其言论印象深刻。基础设施建设需提前预计十年的人口走向，南方城市的人口主体走向应当加强道路、地铁、医疗和教育设施的建设。而反观人口外流的地区，若过于急于建设新城，将可能埋下未来高空置率的隐患。近年来的数据也在反映这一趋势，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的城市群仍在吸引人口流入，而东北及部分中部城市却面临年年减少的人口问题。一些东北中小城市的自然增长率更是跌至-8‰以下，学校并校、医院裁员的消息时有所闻。资源必然跟随人口流动，这已是规律。

再谈消费，经济学上有一句话，投资是快变量，而消费是慢变量。政府一旦批准某些项目，几个月后即可见成效，但想要让居民真正消费，需要确保就业、收入稳定，及社保保障提升。这一点在2026年7月2日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四五”规划》中得以体现，文件明确表示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各地纷纷发放消费券、举办夜市、补贴新能源车，力求刺激消费。然而，普通家庭的收支状况相比政策文件要复杂得多。当前城镇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青年失业率虽经调整，但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现金流的保障上没有底气，政策再多也只是促使家庭优先购买生活必需品，或者选择将资金存储起来。这并非是不愿消费，而是人们的本能反应。

富人的消费意愿能否被激发，也取决于整体经济气候。经济良好时，他们消费意愿强烈；而一旦经济下滑，他们则会缩减开支。今年上半年，我国高端奢侈品消费持续负增长，不少品牌将重心重新配置到日本和东南亚，显示出他们并非没有资金，而是选择将资金藏得更深。这一点在房地产领域同样适用。李迅雷形象地表示，房地产市场存在结构性机会。尽管整体价格趋势向下，并不意味着城市和地段都在下降。相反，人口净流入的核心区域仍然存在需求，而人口流出的边缘地带，价格更容易跌无底。购房这事，早些年或许闭眼买都能盈利，但如今却需要在选址上极为谨慎。而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未来的关键不再是简单的人数多与少，而是人才结构的优化与创新能力的增强。到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将达到2.80。